两唐书《突厥传》对后突厥末期政局的叙述存在很大差异，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史源不同。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最初应是来源于颜真卿所撰《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》，这一记录多有不确之处。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的史源则较为复杂，涉及后突厥末期汗位更迭的一段来自《唐历》，史料价值较高，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、编排，需要谨慎使用。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，而非漠南，唐朝北伐突厥的态度远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积极，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